那一年，他的身份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，年龄五十五岁，距离重新“官复原职”才过去不到半年。外界盛传部队里出现了“排长荒”，枪炮不少，可能带兵的小干部紧缺。有人说是暂时困难，有人说兵心浮躁，可杨秀山不信“天塌”这类虚话，他要自己去看。

第一站荆州。夜幕降临，他让警卫员吹起紧急集合号。两分钟，官兵全体出动，这速度说得过去。可队伍出营不到一里地，迷彩服扣子掉了、战士摔跤的都出来了。有人竟抱着被子冲刺，行军方位一问三不知，杨秀山皱眉。

再看反坦克课目。训练场中央，一堆黄土垒成“坦克”，插着根老榆木棍当炮管。战士扛根木棒冲过去，往“炮口”一摆，就算爆破成功，笑声此起彼伏。杨秀山忍无可忍，拍着大腿吼：“真要是苏式T-62这么躺着，我们打仗还练什么？”

几天连跑三师，问题如出一辙。行军途中一颗“照明弹”升空，部队丝毫不停；夜宿扎锅做饭，居然把火堆架在显眼高坡；炮火封锁想象演练时，指挥员干脆让纵队原地等待。“这不是打仗，是演节目。”杨秀山在日记里写下评语。

回到军区机关，他把厚厚的笔记摊在常委会上，开门见山：根子在基层干部。连排长是骨头，骨头松了，肌肉再壮也散。于是，他提出一条路子：恢复步兵学校，集中办“基层干部队”，一年半内先为武汉军区补齐排长缺口。

会场一片静默。司令员杨得志点头，政委王平赞同：“行，就按老杨的办法办。”决议拍板在1976年3月。自此，信阳军政干校肩负新使命，校牌虽未更换，职责却换了魂。

杨秀山领着几个参谋飞赴信阳。一进校门，他只说一句：“半个月给我提交三份东西：场地改造方案、师资名单、训练大纲。”随后他又把军训部部长李良叫到身边，“军政比例七比三，枪要会打，心要端正，十天内把课程排好。”

选学员的条件，他更是掰着指头定：一，政治表现要硬。二，文化水平初中以上，识图会算，能读能写。三，年龄二十五岁以下，有奔头。四，现任班长或代理排长，最好打过实弹、带过兵。

消息一出，各师团炸开了锅。很多老兵主动报名，可政工干部的红线清清楚楚：年龄卡死、文化卡死、操行卡死。有人不服气，跑去找杨秀山申诉。他听完，丢下一句：“排长是带枪带人的，差一分都不行。”一句话把人憋回去。

教员也得精挑细选。机枪专业得有打过上甘岭的老排长，反坦克课要请南征北战的炮连长，战术课更要请师团主官轮番授课。器材短缺怎么办？杨秀山干脆“化缘”——向兄弟部队借大口径机枪，向军械库要火箭筒模型，连老式T-34报废车体都拖来充当靶标。

训练第一天就下马威。清晨五点，警哨急促，队伍摸黑奔赴集结地。有人拖着被褥就跑，路上掉了水壶，教官冷冷地记下名字。餐后，杨秀山突然出现在靶场，手里拿着停表。“四零火箭筒，四百米靶，三十秒准备——打！”炮声震天。击发完毕，他平静发问：“五百米还能打吗？”台下没了声音，他摇头，“自己去查表。”

整个半年，近五百名学员被拆散重编，连长当学员，班长当副班长，从地形判读到越障奔袭，一条标准：以实战为鞭子，以牺牲为底线。有意思的是，食堂每周固定一道“硬菜”——炒辣子、煮咸菜，理由是“战场不挑嘴”。

1977年5月，军区组织对抗检验。信阳步校三个临时营对阵某野战师，两军照面，学员居高临下借夜色设置的炮阵地突然开火，模拟“敌坦克”被堵在村前机耕道。参演裁判记录下数据：排级指挥双向通信平均时差缩短30%，冲击速度提升近一倍。

这一仗让不少老团长刮目相看。演习结束后，一位有着淮海战役资历的老首长逗趣：“小杨，你这是把娃娃们练成小老虎了。”

同年10月，军区批准正式招生。考核场上，文化测试、射击考查、体能三项一站式完成。最终录取名单公布，合格率仅32%。落选者回部队不服，却也得承认差距。

1978年2月1日，总政文件下达，信阳干校更名武汉军区步兵学校，编制、经费、装备全部单列。此时第一期学员刚刚毕业，近500名“硬排长”奔赴各团营。

春雨如注，火车汽笛声中，年轻面孔贴在车窗上向母校挥手。一位炮兵少校站在站台边，对身旁参谋感叹：“他们走了，可部队的脊梁回来了。”